这看似是平平无奇的一天，一切尘埃落定，又悬而未决。徐荣生“没了招”，决定送15岁、视障的儿子徐光霖回特殊教育学校学按摩。

(资料图片仅供参考)

一两年前，徐光霖还是围棋老师们寄予厚望的“奇才”。2016年，辽宁鞍山当地的一名围棋教师挖掘到他。靠着在特制的棋盘上摸索，他一气在2017年11月的辽宁省围棋定段赛中九盘全赢，对手是清一色的健全人。

在比赛中崭露头角以后，一些围棋人士为他提供了帮助，徐光霖由父亲陪着“南下”北京求学。但经历了颠簸的四年，徐荣生不幸患上了脑梗，父子俩重回老家鞍山。儿子一个人待着，对下棋少了兴趣，父亲也不再催他练棋。

曾经，发现孩子的围棋天分，这个普通家庭仿佛“中了彩票”，欢喜异常，但彩票能兑付的只是一个渺远的前景，他的成才还需要漫长的训练。在这过程中，徐荣生逐渐迷茫了。

这是一个关于背负希望的故事，当一个沉重的希望”砸“到普通家庭头上，他们会经历长久的眩晕。

突入丛林

现在，徐荣生已经很羞于谈及原先的预期，2018年初，刚到北京的时候，他看到了一些宣传画，提到了世纪冠军，“一场比赛二三十万”——在一些顶级围棋赛事上，冠军能收到二三十万的奖金。好像看见一扇新的大门打开，他对儿子说：“你得了冠军，二十万够咱活的。”

他想象过儿子拿世界冠军，他会成为冠军的父亲，多少有一些自卑，也不会说话，拖了冠军的后腿。不过只是偶尔想一想。刚开始的时候，徐光霖进步很快，也许今天打不赢一个对手，明天就能打赢，他看到心里高兴。

到北京的头几个月，他们在京郊的一个围棋学校落脚。校长肖细兰觉得徐光霖棋力不错，又很“不容易”，尤其靠触摸特制的棋子对弈，白子表面光滑，黑子顶上有一个凸起，别人一眼看明白的局面，这孩子还要多摸一下才能明白。她为了办学租过一个房子，直接划给父子俩住。

徐光霖使用的盲棋棋盘，白子表面光滑，黑子面上有一个凸起。 本文图片除特殊标注外，均为澎湃新闻记者 葛明宁 摄

她十分实际地代他考虑过前途——因为残疾，徐光霖未来可能没法给人上围棋大课，但可以上小课，他下得慢，费用也许只能收得低一点儿。回头她可以给介绍几个学生，送他出道。

没几个月，徐光霖又冲上了业余四段，能在棋盘上与他抗衡的老师变得不易寻找。肖细兰的学校面向初学者，老师有些教不动，而从行业里请人临时来一对一地上一节课，肖细兰说：“要大几百元。”

徐荣生一共只有一万多元的存款，为了陪孩子学棋，他早就辞掉了工作，两人出门在外的花销，七十多岁的老母亲从退休工资里掏出一点儿，徐荣生的一个哥哥补贴一点儿。刚到北京的时候，印象深刻的是北京肉贵：“一盒肉也得二十元钱。”一个礼拜才吃一回，父子俩一个月的生活费控制在几百元。

为了寻找“免费”的对手，徐光霖会去参加北京不定期的业余棋手联赛。在北京围棋圈里，一个棋手对徐荣生说，自己要去福建办棋院，能给徐光霖配常规的围棋老师。徐荣生就带着儿子跟去了。

去了福建，一两个月的时间，那位棋手一直没落实徐光霖的围棋课程，只带着孩子与当地一些名流下了几回。徐荣生明白过来，与那棋手闹掰，回了鞍山。老家的住处是他和母亲、儿子蜗居的老房，屋内电灯的线路悬挂在外，在空中画出好几个弧形。儿子逐渐长高，路过那些线路，头顶总是碰到一下，那根线晃动起来。

家里的电线在空中画出一个个弧形。

儿子就是徐荣生生活中萌发出的丁点“希望”。彼时，徐光霖在特殊教育学校就读，有围棋老师提出可以在学校下午三点放学以后，帮他带一段时间的孩子；这对他很方便，他当时是一个客车司机，下班晚，又离了婚，一度很忧愁找不到人接送孩子。他曾雇一个邻居家里喝酒的“闲”人帮忙接送，但“闲”人喝酒太多，忘了几回。徐光霖很快在围棋老师的课上崭露头角。

欣喜的同时，徐荣生笼上一种无名的焦虑，“我脾气急。”他总这么解释。儿子学棋的路上，自己有时候对他发脾气，知道这样不好，但很难改。这种感觉也折磨着他。一部分的“急”可能早先就有——儿子的眼病起于幼儿园，儿子看电视老是往前蹿，也不解释什么，徐荣生会生气得打他。

聊起这个拔尖的孩子，几名老师都回忆起他的父亲对于儿子露头的急迫。

徐光霖的第一个围棋老师陈天军记得，徐荣生起初催着他送儿子去参加鞍山本地的少儿比赛。他拦着，说孩子得直接到辽宁省里的比赛露脸。

到了北京，肖细兰也一路提醒着，孩子是集中精力学习的年龄，外面有些比赛水平不高，别花精力去参加。

2021年，徐光霖辗转跟着职业棋手桂文波学棋，桂文波形容，围棋教学重实战，会参加一些赛事，他带队过去，孩子们一输，陪来的家长就散发出一股懊恼的气氛，里面也有徐荣生的一份。徐光霖输了几盘，就听见徐荣生边上训开：“怎么又输了？还学不学了？”

大胆想象之后

徐光霖患的是视网膜脱落。小的时候还能看着一点，他不喜欢看动画片，少数感兴趣的片子翻来覆去地看，情节倒背如流。他也不太喜欢动手，邻居老奶奶送过一个变形金刚似的玩意儿，捣鼓两回就扔到一边。他一度还能和邻居家眼睛好的孩子一起玩，可是，似乎有一个女孩子，老是跟徐荣生告状，说徐光霖看不见，“捣乱”。徐荣生就不再让他出去。特殊教育学校没有什么作业，他放学之后，就是待着。

徐荣生说，自己上过一段时间的夜班，孩子更不适应，徐荣生又试图把他托付给底楼的邻居，到夜里他会哭，一定要等爸爸回来。

一开始儿子吵吵，要他买个盲棋棋盘，徐荣生只想，就当是给儿子买一个玩具，特意托人从日本买回来，花了一千多元。

他发现，徐光霖可以和自己对弈，不知疲倦。

那时候，徐荣生所知盲人唯一的出路就是按摩，他想过要给儿子盘一个门面，不让他给人打工；他觉得搞按摩“是伺候人”，但又想不出别的出路。所以，当他发现儿子的生活有了别的可能，很是兴奋。

徐光霖的头一个围棋老师陈天军是一个很想把事儿办成的人。他是鞍山本地人，说自己一直很喜欢棋，从读高中开始棋书不离手，后来读了工科，遇上鞍钢改制，一鼓作气，“下海”当了一个围棋教练，“培养围棋人口”。

陈天军有几年热情地扎了进去，研究怎么讲授围棋。正在教棋的兴头上，他有一天路过特殊教育学校门口，想起在资料里看见过的日式盲棋，决定去教教看，费了一些力气才让特殊教育学校的校长接纳自己，又摸索到路径，先让盲童们触摸竖线，对角线，感受不同的间距。

陈天军联系过几个领悟力强些的残疾孩子的家人，提出教他们学棋，不收费用。徐荣生也说，要不是陈天军提出免费：“我们不一定去。”

陈天军很关照这个孩子，想帮他杀入围棋的职业世界。那时，他带徐光霖去参加辽宁省围棋定段赛，为了防止对方落子太轻，他让徐光霖两手贴紧棋盘两侧，感受震动，而且要求对棋局全程录像，防止有的人偷偷落子。

他一度觉得，徐光霖已经走在了一条大道上，不太可能有什么闪失。

徐光霖露头得比一般的业余棋手快些，他是2018年世界视障者围棋锦标赛的第三名。

徐光霖至今最得意的棋，还是在日本的一场比赛，对方前半场出现了失误，让他一路保持优势到了收官。尽管他之后又有一些与高手对局的机会，去了葛玉宏围棋道场（下称“葛道”），奋战到了全道场的第一梯队，回忆却仍然锚定在那一点。

但他一直不擅长被人观看比赛。记者问，如果围棋只是一个兴趣而非竞赛，是不是会下得更好一点？他点点头。

徐光霖使用特制棋盘参加了三次冲段赛，到后来更加紧张。 图片来源：纪录片《盲弈》

2018年下半年，“葛道”提出可以减免学费，于是，父子俩从鞍山重返北京。“葛道”对徐光霖很合适，有一些与他年纪相仿的同学。道场里除了上课，每天对弈，不进则退，赢了能遇上更强的对手。徐光霖往上的时候多，但还有一些优秀的同学，他不太下得过。

徐光霖逐渐发现“当冠军是很难的”，他有过一个当冠军的梦想，十岁成为业余两段，他对着电视镜头说过“想成为柯洁”；徐荣生也断续地失望起来。从前，陈天军对孩子和他都说过，以徐光霖的棋力，拿一个残疾人比赛的世界冠军没那么难——这话可能深深地刻在了他的脑海里。

大约2019年，徐荣生试图进去中国残联，想问问儿子能不能参加全国残疾人运动会，有没有这个项目。保安不让他进门，就在保安室里打了一个电话，登记了诉求，让他走了。

但到2021年初，“葛道”的人提出，学棋要开始收费。

徐荣生一度想与他们讨价还价，表示自己和儿子可以离开道场另觅住处，能不能继续让儿子免费学棋，道场的人拒绝了。他感到很委屈，托人沟通着，说能再研究研究，最终研究得没了影儿。他还试图给道场“解围”，说当时疫情开学困难，道场可能自己都够呛。

他逐渐接受了带着孩子攒钱似的学棋，攒一点儿是一点儿，棋力涨到哪儿，就是哪儿；其余的，都在他的能耐以外，往那边去想了，只会惹自己伤心。但他又说，只要还有老师可能收他，有一线希望，就要用力抓住。

一再被打断的棋局

确定“葛道”不会再收留儿子，徐荣生主动打电话给桂文波，这是他陪着儿子参加比赛认识的职业棋手，问对方能不能教自己儿子。

桂文波说，可以教徐光霖，不要学费。

2021年，他在北京教了徐光霖一年，与他的其他学生一起，每天对弈、复盘。他对记者说，徐光霖是一个很有天分的学生，即便看不见，还能做出很难的死活题；记忆力也非常惊人，围棋棋盘横十九条线，竖十九条线，复杂的棋局能下几百手，桂文波自己试过闭着眼，靠触摸下，下到第150手就开始发晕。

桂文波观察，这孩子输棋的时候，不言不语，只是暗着一张脸，露出不服输的表情。

平常练习的时候，他“胆子还很小，放不开，刚开始复盘的时候都不太敢讲话，后来慢慢地熟了之后，才会充分地去表达自己”。徐光霖与几个老师说话的极限也止于谈棋。桂文波评价，这孩子还欠缺很多成长，他的父亲在他身边，寸步不离，他如何成为他自己呢。

由于学生流动性太大，组织不好训练，2022年起，桂文波不再带学生，徐光霖又无处可去。

桂文波是无奈的，他感慨，一切都乱了套。学棋本是个磨炼的过程，不仅要天分好，而且要孩子每天下棋，是想要他们学会在状态低落时调整自己，找到新的路数，或者说，要学会输；现在的许多家长不再有这个耐心。赛场上本没什么常胜将军，要是孩子连输一段时间，家长们要不埋怨老师不行，想换老师、找别的名师补课，要不轻易地失去信心，送孩子回去走传统升学的路。

他甚至悲观地怀疑，徐光霖以后能否在围棋培训机构找着工作，很多机构现在急吼吼地助人冲段，不一定喜欢一个下棋缓慢的老师。

徐光霖的“回头路”似乎只有学按摩。徐荣生不乐意，往前走又发慌。

他仿佛立在一个独木桥上，突然回过神来。“我合计他定不上段。”徐荣生说，这是在回忆2019年9月的又一场升段赛，徐光霖已在葛道训练，想要升上业余五段。棋局变得越发复杂，徐光霖的时间更加吃紧。他眼瞅着徐光霖在棋盘摸索，心里发麻。

这对父子都不擅长应对比赛。徐光霖在场内参加升段赛，徐荣生就在场外，一圈圈地走。

他甚至思忖过，儿子下棋想得入神时，是不是手没地方搁，要不要盘个珠子？他给儿子买过一个玉石手串，结果徐光霖不用。这玉石手串现在挂在徐荣生的腕上，他没事就会盘一盘。

现在这手串挂在徐荣生的腕上，他没事就会盘一盘。

更令他感到压力的，还是桂文波反感的“小课”。桂文波说，有的道场允许学生休息日出去，找他们自己延请的“名师”，要花大量的钱，又并不容易沉淀下来。徐荣生也把这些事看在眼里。“有的（家长）真投钱。”他说，“还请了职业老师在那儿教。一节课可能都一两千的。”

上一次，徐荣生品尝到没钱带来的无力感，还是十多年前。他意识到孩子的眼疾，带着去北京看病，一进医院就有黄牛围上来：“要号不？”一个号要几百元。当时，医生说，等孩子大一点再考虑手术，他有些年不太关心治病的事，知道做一场手术很贵，再后来，还是肖细兰帮他托人再看医生，这回说是孩子太大，错过做手术的时机了。

好像到了四五十岁，他才突然明白：“不是学棋，就是学音乐啥的，到了顶级，不都是靠家长拿钱找专家？”

尽管桂文波不再开班，徐荣生还不想放弃，他们留在北京，想找别的机会。后来离开，一方面是徐荣生脑梗，另一方面：“说白了，不是没钱了么？”他抱歉似的笑笑。

那半年，徐荣生带着徐光霖走了一些北京的棋社，找能与之对战的人，有些棋友看徐光霖用的特制棋盘挺有意思，陪他下一盘，就不再过来了。他们下不过他，又觉得他下得太慢，有时一天也等不来一盘棋。

“他对输赢很认真呢。”徐荣生说，徐光霖很少与他争辩什么，只涉及围棋的时候，有时受不了父亲说他。线下没有棋局的时候，他们试着在网上找人。

他们在网上遇到过一个“坏人”。对方一边下棋，一边发来信息：“你下得太好了。”所以，徐光霖输掉了棋，徐荣生格外郁闷。两人吵吵起来，徐光霖一定不认错，不相让。后来，他坚持用电脑复盘，发现对手是用了人工智能，“遛了狗（指阿法尔狗机器人，在围棋的语境里泛指各种人工智能）”。

2022年8月，徐荣生在北京住处犯了脑梗，感到气血上涌，脖子支棱不起来，腿绵软无力，走不动道——这时，他的心思是，疫情里的北京肯定不好看病。他摸索着手机托朋友帮他买了两张火车票，与儿子互相搀扶着，回了老家。

他还记得，脑梗的第二天一早起来，他们还在北京。儿子先摸一摸他，他理解这是“看我有气没有”。

回了家，先轮椅推去住院，又出来，有一段时间，他也沉浸于感伤的心情里：“我要是没了，他要怎么生活？”

徐荣生的老母亲照顾他们。徐光霖逐渐起得晚，不练棋。

慢慢康复后，徐荣生感到很迷茫，拿钱耗在北京也不是那么回事；对于自己的儿子，他像一个幼儿面对一个拆不开的礼物，不时地上去捣鼓一下，但没什么用。

他抱怨着，儿子连想吃什么也不肯与他直说，问他：“想吃什么？”孩子不吱声，让他去猜。

他甚至会直接问：“儿子，你在想啥？”他这儿子，心思重，沉默以对。

徐光霖的奶奶任芳梅也长期纠缠于眼病，现在只能模糊看见面前有个人影儿，细节都看不出。她十多年前做过癌症手术，今年八十二岁，还摇摇晃晃地操持着家务。聊起来，她说：“我这孙子就是不爱说话。”最大的问题可能已不是他的盲。说这话时，徐光霖在窗前徘徊着，不来吃饭，他们不敢问为什么，由着孩子无声地游来荡去。

“难道不是很有成就感吗？”

在一些教过徐光霖的围棋老师看来，并没有哪条路被堵上，这孩子只是在路上停下一会儿。

听说徐光霖回了鞍山，陈天军挺诧异。他又说，徐光霖还可以与人工智能下棋，把这作为一项功课。这也是许多围棋新星的训练方法。虽然，他承认与高深莫测的人工智能下棋，令人深有挫败感，陈天军晚上练棋，得把人工智能的水平调低一些，赢上一盘，才能愉快入睡。

徐荣生说，因为总输，儿子不喜欢与人工智能下棋。他下几盘就失去了兴趣。

近几年，帮着徐家父子联络“葛道”、一度把自家的房子借给他们住的鲍橒也“批评”他，说他死磕高手的志气，好像差了一点。

这事还要从头说起。在鲍橒看来，徐光霖头几年棋力增长飞快，但来北京后，他的棋一度缺力量感，显得气弱，容易在棋盘上固守地盘，仿佛总有些害怕。也可以说，下得很“怂”。这问题一度有点改善，但是，这孩子又变得有些大意，挡不住对手突然亮出的锋芒。

他认输得过于轻易。鲍橒是同时与五人下盲棋世界纪录的保持者、前《最强大脑》选手，他曾与徐光霖直播下棋，纯用脑记，徐光霖靠触摸。鲍橒回忆，有一盘棋，两人下成了胶着状态，甚至用人工智能分析，徐光霖的胜算更大一些，但徐光霖突然把两颗棋子放在棋盘的右下角，表示认输。

即便当了一些年的棋友，鲍橒也只能猜测他的心意。事后，他去问徐荣生这是什么意思。徐荣生只说，儿子感觉要输了。

但鲍橒觉得，在徐光霖的个性以外，他在家练棋少的主要原因，是徐荣生不配合。他说，围棋的人工智能可以深邃地分析每一着下法的胜率，未来几十步之后走向；但它只能给出冰冷的数据，令人读了不适。徐光霖在家，没有一个懂棋的人与他讨论。徐荣生对围棋所知很少，徐光霖在网上与人约棋，徐荣生看着电脑屏幕对棋盘找位置，有时得找好几秒，把棋局拖得更长。

徐光霖跟着陈天军学棋时，有一位特殊教育学校的李老师来帮忙，陈天军在课上教，李老师在底下给徐光霖摆棋。她谦虚地对记者说自己只懂点常识，但看陈天军摆出常规的着，“三三”、“天元”（一些点位的名称），她能瞬间给徐光霖摆上。

相形之下，徐荣生说自己看见围棋就“脑子晕”，提不起兴趣。

其实他对做饭也不感兴趣，是到了北京之后现学的。他下不去心思细读网上那些菜谱：“什么几克，要这个那个的，上哪整？”他觉得炖菜比炒菜方便，少步骤，有时就下点方便面、速冻水饺之类。

在北京四年，他们没去过任何景点。很久之前，他带儿子上北京看眼睛，去过王府井，那也是很挫败的经历——吃的东西太贵。

徐荣生在鞍山朋友不多，上了北京之后，带孩子参加业余联赛认识一些围棋爱好者，他们会给徐光霖带一些吃的，给他的未来想办法。徐荣生遇到一些生活上的麻烦会找人求助，但一般不聊天。“咱挣钱少，文化水平差。”他直白地说。

他有时叹息一下，说自己早年一门心思地老实上班，没想着做个买卖，哪怕摆个烧烤摊儿。

母亲任芳梅在一边笑：“做买卖？你没那脑瓜儿。”在家里，她随意地言语打击儿子，说他啥也不会。

为了让徐光霖换个环境，鲍橒曾考虑过让他直接住来家里，但这孩子太不爱说话，怕适应不好。

下盲棋，即便有个特制棋盘作为辅助，也需要卓越的记忆力。鲍橒着迷于此道，他形容，集中精力在局部战斗的时候，得把其他部分的局势记牢，装进头脑深处，战区转移再调取出来；又像把握着舞台上的追光灯，一会儿照向主角，一会儿照向群演。而且，像是武侠小说中的盲侠，可能比主角还有魅力，因为他去除了那么重要的感官还是打得不错，难道不是很有成就感，不是特别地“酷”吗？

鲍橒承认自己一开始想得挺单纯，徐光霖把棋学好，一些围棋机构既看中他的才华，又做个好事，以后给他提供一份工作。但后来鲍橒带徐光霖搞过次围棋直播，发现还是自己独自表演盲棋流量更高——社会对一个还不算长成的盲人业余棋手没那么大的兴趣。

鲍橒在网上为徐荣生呼吁、与他直播，但社会似乎没那么大兴趣。

他还是期望徐光霖可以靠这一份快乐，扛住社会的冷漠。当务之急是让徐光霖接着练棋。聊着聊着，鲍橒说：“我给他打个电话吧。”

他在电话里对徐光霖说：“你今年才十五六岁，还有好多年的，你不用太着急。”鲍橒鼓励他，虽然现在学棋、参加比赛都遇到一些麻烦，但生活很长，要努力练棋。

这次，鲍橒还是按照习惯，打了徐荣生的电话。电话那头的父子只是沉默地听。就像是黑夜里踢出一个球，鲍橒的话不知道去了哪里，没一个落地的声响。

“孤独的孩子，你是造物的恩宠”

“我再给你寄一台电脑吧？”鲍橒在电话里提议。

这是他想到的解决方案。一些较好的围棋人工智能引擎需要收费，鲍橒之前开通了权限。这些大引擎需要好点的显卡，他有一台闲置的电脑更好一些，这就给徐光霖寄过去。

让鲍橒苦恼的是，猜不透少年的心思。他相信徐光霖喜欢围棋，因为他能从很难的死活题之中纠缠出来，如果不喜欢，很难想象怎么做到；而虽然徐光霖下得慢，但其实有很好的棋感，这东西难以言传，就像是有天分的球员带着球跑，不用使劲，倒像是球嬉笑着，缠住他，不肯离开。

但抛开围棋里的输赢与对错，徐光霖似乎对于“玩”的部分兴趣不大。鲍橒喜欢创作死活题——就像数学爱好者不仅喜欢做题，还喜欢出题，创作一道题像搭建迷宫，是一门艺术。他试图与徐光霖一道创作，徐光霖不太响应。鲍橒还试图告诉他，要把人工智能当做一个可以戏耍的高手，比如任意开局，变着花样与它玩。这些建议一个个抛出去，不见采纳。

鲍橒叹息，在棋盘上，所有人都害怕下险着，害怕未知，也许看不见的人尤甚；可他以为，对于这些生活不方便的人，围棋是一种很好的补充，让他们在运动范围受限的时候，头脑不受局限。

他又乐观地想，也许徐光霖的生活安定一些，心态放平，反而能有突破。

徐荣生却在动脑筋找一个看得见的出路，比如，他想过把孩子送去武汉一个盲人业余棋手那里——也是徐光霖多年的棋友，一开始比他强，后来渐渐地下不过他，但徐光霖还是喜欢找他下棋。棋手有时在微信里表示“不能和你下棋了，准备给人按摩”。徐荣生觉得，也许这个棋友会对儿子好，照顾他，问题只是自己的身体不好，可能去不了武汉。

有人提过徐光霖以后可以上国外发展，国外围棋水平低，需要老师；徐荣生也记在了心里，又默默否了。

“他身边离不了人儿。”他想象不出他们俩到国外怎么生活。

对于徐荣生的各种“怯阵”，肖细兰曾说过重话：“不是光霖离不开你，是你离不开光霖，你离开他，不知道去干啥吧。”

现在，徐光霖也许很高兴停驻在老家，回到自己的起点。3月7日，他回到了远离五年的特殊教育学校，一路上照旧是安静的，不发表什么评论，由着父亲提溜着他，叮嘱着他。当视障的同学进教室，说一声：“Good morning”——对方还不确定他在哪儿。他说：“后面呢。”再也盖不住自己脸上的笑。

自打离开特殊教育学校，他就再也没和这些同学见过。徐荣生说，去年，武汉的盲人棋友送他一台手机，他建了一个盲人同学群。徐光霖还很想弄个同学聚会。徐荣生却调侃儿子，说：“盲人怎么聚会呢，你们吃个圆台面，难道边上坐一堆家长给你们夹菜啊？还是你们一人一个盖浇饭？”

还是徐光霖的母亲带他去按摩城，找一个已经毕业的盲人同学玩儿了一回，母亲帮他给这台手机换了一块新电池。她平时在另一个城市生活，偶尔来看他。

前一天，记者问徐光霖，想不想回去北京学棋？他说，想。在老师和同学之间，他更多地想念同学们。

第二天，他从学校回来，看上去心情不坏。记者又问他一嘴：“想留这儿？”

“留这儿吧。”他说。

除了学围棋认识的同学们，他对北京留下的好的回忆，还包括一个年轻的纪录片导演拍过给他介绍的“心目影院”，是一个给盲人“播”电影的公益项目。徐荣生说，儿子很喜欢去，总去。电影开始，讲述人把银幕上显示的龙标和一个个贴片广告全讲了出来。闭上眼，语言会打开人的想象，描述一些宏大事物：原野、原野上的牛群与羊群、蓝天。银幕上的人追逐打斗，光影激烈闪烁，知道这是一场漫长的冲突。银幕上的恩怨怎么也没有完。

志愿者石佳告诉记者，那个羞涩的年轻观众徐光霖是他们观影群最活跃的群友之一，老在催促着他们发新的活动时间。徐光霖和记者说，他把《盗梦空间》看了三遍。而石佳说，线下活动不会反复放同一部电影。他一定在用公益组织的小程序看电影，看了一遍，又一遍。

在电影院，徐光霖遇着一条很大的导盲犬，很喜欢，又与它玩了很久。徐光霖喜欢小动物，从前住在肖细兰的地方，总是与她养的狗玩儿，是两条脾气很好的边牧；徐荣生也喜欢狗。但是，奶奶任芳梅不让养，说照顾不动。

他们问了一问。犬主人说，导盲犬数量太少了，需要的话得排队。得排三年。

标签：